保护自然 人又如何发展？
撰文：孙琳 编辑：周小林<br><br>
<font color="#09f7f7">“摩托车正代替蒙古马，草场面临沙化，这就是内蒙古草原的现状。”7月1日晚，成都一所茶楼里举行着一个自然爱好者的小型聚会，投影仪上切换着一张又一张照片，这些照片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和他的同事10多年来踏访我国众多生物圈保护区的珍贵资料。解说照片，韩念勇有些痛心：“人与生物圈保护正在进行一场新的争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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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ont color="#f7f709">投入少,保护区困难多<br>
西双版纳南坪村村民如今正饱受大象滋扰之苦。</font></b><br>
10多年前，为了保护大象免受猎杀，政府让南坪村村民整体搬出了保护区核心地带。然而，大象的好日子来了，人却开始遭难了。<br>
大象很聪明，它们甚至记得10多年前打过它的人是谁。重返保护区后，大象开始了报复行动，每到庄稼成熟，就成群结队来踩踏，最终导致村里颗粒无收。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不远处划出一块地专门供它们踩踏。然而，每年20万元的投入让政府不堪重负，此计划仅施行了2年便宣告结束。南坪村村民至今仍过着贫困的生活。<br>
“这个真实的事例让我们反思，建立保护区究竟为了什么？怎样在管理好保护区的同时维护好区内老百姓的利益？”韩念勇抛出一连串问题。<br>
目前，我国共有2000多个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5%左右。然而，每年我国对保护区的投入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8，美国的1/25。由于投入严重不足，致使科研滞后。要解决南坪村的问题，光是一味地顺从、躲避大象不行，需要专家的介入，研究大象的习性，才能对症下药。<br>
韩念勇认为，首要的是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按照目前的管理体制，自然保护区划定后，担子几乎全落到了地方政府头上。我国的自然保护区40%位于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无力支持保护区事业，许多保护区不得不实行“自养”，少数地方政府因此倾向于不报建自然保护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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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ffff00"><b>保护区易受两种人的破坏</b><br>
</font> 旅顺的老铁山是著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鸟类栖息地。人与生物圈委员会走访时发现，那里正受到来自两种人的破坏。<br>
一种是“穷人”。通常，保护区都地处偏远，当地老百姓生活贫苦。老铁山的居民世代有捕鸟的传统，加之地下高价鸟市的利益驱动，捕鸟之事屡禁不止。<br>
一种是“富人”。近年来，旅顺经济开发的速度非常快，周围能开发的地方都开发完了，保护区地盘大，环境好，因而成为令人垂涎的肥地。<br>
不仅是老铁山，很多保护区，尤其在一些资源型财政的地方，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何在开发与保护间取得平衡成为面临的又一大难题。<br>
韩念勇认为，保护区不是“死管”，对保护区的保护也应考虑到人的利益和生存发展的需求。令人高兴的是，在老铁山，一些村子已经不打鸟了，原因是村里人有了其他的增收致富渠道。在贵州茂兰保护区，政府为老百姓引进了很多小项目，帮助他们办起了养鸡场、养鸭场，老百姓有了钱了，自然不会偷砍保护区的树卖给当地的小煤窑了。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得到了较好的解决。<br>
<br><font color="#f7f709"><b>九寨沟值得肯定,仍有其局限性</b><br>
</font> “九寨沟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范例。”韩念勇说，九寨沟从家庭旅馆启动旅游，后为了统一管理又实行股份制经营让利于民。<br>
然而，韩念勇也指出，九寨沟这种过渡阶段的成功经验也有其局限性。为了保护环境和进行景点开发，景区内村民被整体搬迁，村民因此每年可以获得一笔较丰厚的补偿金。有了这笔补偿金，村民不用劳作也能生活得不错。但这些人向韩念勇报怨，他们生活很没劲，很没意义。“这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是不是有了经济补偿，有了收入，就做到了人与保护区的和谐发展了？关注保护区千万不能忘了人的发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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