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断山系文化考察报告

友多

文/周韶华 图/周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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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极其需要跨越时空极限，追求高度文明的时候，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常常成为彼此了解的鸿沟，或者说，成为一种痛苦误解的根源。

固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创造的最高结晶，并成为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依据的共同观念体系，是其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然而，人们有时是戴着民族本位偏见的眼镜去看世界的，故而不知道自己的成见是什么。民族文化传统并不是原来就有的样子，是经过这个民族世世代代的文化精神追求而刻意创造出来的。我们既要宏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又不应被传统观念中各种看不见的约束力所束缚，而应寻求一个突破点，从狭隘偏见中解放出来，勇敢地去开拓未来。人类既然能创造文化的理性规范，当然也可以不断地改变理性规范。

毫无疑问，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是自己民族的儿子，首先为自己的民族作出贡献，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做自己时代的儿子。虽然对传统文化还有一定的继承性，但以传统文化作为生活指引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必须从心灵上和行为上去适应一个剧烈变动的新时代，以未来意识为牵引，才能为本民族，也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令人振奋的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大地。当然，在振奋中还有阵痛，还夹杂着相当复杂的思想斗争。虽然我们对年深日久的“左”的政策指导思想、右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但这类斗争的长期性是不言而逾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积淀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愚昧和偏见，五千多年的农耕社会形成的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正当大家意识到迫切需要冲破这些精神罗网，需要强化开放观念、创新观念、价值观众和民主与法制观念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又一次受到右的和“左”的两个方面的干扰。当然这不是某几个的过错，而应归究于文化根源，它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我们曾经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而自豪，如果把中华文化的形态完全展现，那是一幅多么壮阔和庞大的系统啊！单就艺术与美学而言，便是一个在许多层次上交织着各种意义的网络。如果把“艺”与“道”的统一视为艺术哲学的本体，在从物与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去寻找美，在把握艺术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高度净化的自由境界这些根本特征上，是不同于或超越于西方的。不容忽视，民族文化遗产中有许多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但是历史经验还教导我们，建立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那种和谐境界，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生产只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和谐的内核就不是一个充满现实感和未来感的思想系统，文艺作品除少数时代例外，一般缺乏深广实在的社会内容，因而是一种相当陕隘的社会状态下的比较模糊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能使人直面现实，不能把残酷丑恶折社会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不能把它撕碎了重建美好，反而掩盖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巨大的对立和斗争，特别是抹煞了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和谐与封建的社会制度的要求相行不悖，对历史的前进运动并无多少益处，所以我们今天不必为之陶醉。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我们曾经以泱泱大国之风扫荡欧亚大陆，曾经以浩荡的巨舰抚摸过东非海岸、大洋诸岛；曾经以四大发明创造贡献给全人类；曾经以推番满清帝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欢欣鼓舞。这些都千真万确。

但是，我们也曾频频挨打，屡受凌辱，也曾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深重的民族灾难，并且目前正在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历史的文明园地，无论是优越感还是自卑感，都在经受着现代观念的猛烈轰炸。

怀着这种沉重反思的心理以及对如何走向未来的探索精神，我同邵学海、景高地、姚建华一行四人，选择了曾经隔断东西方通路的横断山脉这个独特的“立体交叉式的文化载体”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了考察。

距今一亿多年前的侏罗纪，由于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形成了横断山脉，它是横亘在云南、西藏、青海和川西之间的高山峡谷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穿流其间。植物因气候而呈垂直分布带，水流落差三千余米，人称“立体气候”。这个起优于云南大部分地区的横断山系以其宽宏的胸怀，包容了二十多个兄弟民族的广大居民。人类最原始的祖先——元谋猿人，距今约四百万年，不仅是亚洲最早的人类，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之一。然而，其中有些居民只是在不久前才从原始社会后期走出来的，有少部分还保留着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的遗风，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和“活化石”。我们以滇池、洱海为基点，放在地球的宽度和长度之间，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而又不受地域限制地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和剖析，我们是以中华民族的盛衰存亡来判断文化的优劣的，并企望于人们以健康的心态对中西古今文化进行选择。我们已经采用电视机、摄影机，用绘画、雕刻和语言文字全方位地表达各自的思考和共同的判断。

经过考察，我们确信伟大的觉醒来自不寻常的痛苦，深刻的认识来源于伟大的实践。思想的闪电一旦照亮祖国的大地，必将唤起东方巨人的真正觉醒。我们完全是以这种开放的心灵，抱着从历史文化的反思中得到有益启示的愿望，1986年夏季在横断山南北，比苦行僧还苦行僧，纵横穿梭五千多公里，对这里的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对于人们心灵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从宏观上似乎若有所悟。

从中国的太阳人想到埃及的金字塔
近年来，我们对云南的沧源崖画早已神向往之，这次又以极大的兴趣走访了阿佤山区。沧源县位于横断山脉的怒山南端，与缅钿毗邻。在这人迹罕至的边陲峭壁上，沉睡了约三千五百年的十多处古代崖画，属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但直到1956年方被发现。从此，人们把这些崖画统称为沧源崖画。它是一批具有文献价值的历史长卷。

1986年6月26日，当我们爬上沧源崖画一号地点时，顿时被这古老的文明震撼了。虽然它经过数千年的雨刷风化，岩石表层有些已经剥落，但那璀璨的历史画卷，心灵世界的使者，全然不顾岁月已经流逝三千多年。原初先民登上文明历史舞台时的那种火一样的热情，依然如初地熔铸在冰冷的岩石上。我们全都沉浸在对远古历史的暇思溟想之中了。

崖画以正面律和抽象的情感符号，以及独特的形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夸张的剪影形式突出物象特征，画者的视线与被描绘的对象成九十度角，以表现最生动的审美体验。而整体动态则是传神表意的、超越自然对象的原初绘画语言。

沧源崖画是把人作为绘画的主体，率真的表现本我意识和超越精神，是人类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想再度体验一次快乐的冲动”（普列汉诺夫语）才被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既深奥而又神秘的世界，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一块圣地。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活水源头。

马克思曾经指出：“某种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我们面对沧源崖画所创造的抽象影绘的艺术形式及其深不可测的丰富的内涵无不肃然起敬。在人的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在自然界的身上，打下了人的印记，自然界人格化了。这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

金光灿烂的太阳照耀着万物，给大地带来光明，成为人类生存的前提、视觉和思维的中心。尽管太阳有时也给人类造成不可抗拒的灾难，但若无太阳，人类便无法生存。

上古初民按照他们的原始理解，以幻想的形式创造出征服、支配和超越自然力的形象——太阳人。他们不仅把太阳人格化了，并且索性把太阳塑造成人，人的本体就是太阳，太阳本身就是人，人和太阳融为一体，这是征服自然的无比伦比的伟力。远古初民创造绘画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为了达到精神上的满足，是神秘的冲动，是一种游戏。绘画不是手段，而本身就是目的。

崖画中的太阳人有各式各样的，有双臂横伸，手执弓箭，站在太阳正中的太阳人；有人首即是太阳，手拿武器，光照四方的太阳人；更有意味的是有手抓太阳，汪洋恣雪，玩弄太阳的太阳人；还有正在施展巫术，呼风唤雨的神秘的太阳人。他们以其征服自然力、酝自然力、超自然力的胜利者自居。这些上古初民发想无端的情怀，是他们特有的精神特征，是最崇高的阳刚之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高尚的精神气概正是我们现代人应具有的民族之魂。现代艺术应当强化崇高美和阳刚之美的表现，讴歌龙之传人的开拓精神，迫使传统的价值观念早日崩溃，让民主、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自由呼吸，生生不息地向前奔流，从而缩短与西方世界的时间差，跻身于世界的先进之林。

人类至少在洞窟中穴居了数百万年之久，经过漫漫长夜，终于从大自然中顶天立地的站起来了。人类直到农耕发明以后，才走出洞穴，定居莽野，文明的帷幕才徐徐拉开。

崖画中极富魅力的“村落图”是里程碑式的历史画卷，它是历史的哺育之母、教养之父，是文明的儿童时代的培训基地。因为只有定居下来，初民才能以其共同体的力量显示出农耕的优势和应对一切的力量。

在“村落图”中，初民在村落的周围筑起了许多通道，我们称之为交通路线图。它预示着一个伟大灿烂的古代文明开始孕育，一系列伟大进步的链条开始启动。文明越是阔步向前，它改造环境的力量越显强大。现代的立交桥、高速公路、快速铁路、航海、航天等交通事业与原始的村落交通图不无关系。现代人的启航点并非从零开始，而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即初民在原始村落图里居住太久，依赖于那种衡常的惯性和陋习，那么这种交通路线图便不会有明显的拓展。现在阿佤山区虽然有条主干公路，但在大多数地方依然停留在原始村落交通图的初始阶段。也许是这个静态的椭圆形圆圈过于稳定而构成了某种天然的屏障，因此特别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摧毁这个圆圈的封闭性，让人们从小社会走向大社会，从本土走向世界。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由血缘关系维系的一个个民族小群体，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交通路线都有地域极限，彼此语言不通，要想突破这个圆圈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沧源崖画之后出现的文化断裂，这很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对物的改造和利用，在大自然无情的压力面前，人与物建立了某种亲昵的关系，如人对动物的驯养。在几千年的相互依存中，象牛、马这类动物便成为人类的伙伴和劳力，也是某种财富的象征。

牛的形象在沧源崖画中比比皆是，或凝视，或奔驰，或角逐，或驯顺，它不仅象征着人的力量，也是人类征服自然力的战利品，作为艺术对象的牛，先民画家已赋予自然与现实以超越的品格，揭示出艺术的本质特征。

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如在欧洲、非洲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的上古初民，都有着大体相近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先后都发现过类似的洞窟崖画。诸如法国拉斯科岩洞、西班牙阿塔米拉洞窟壁画中的野牛，其生动有力的形象与沧源岩画中的牛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一个有野性，一个有人性，区别在于驯化与未驯化，一个是猎获对象，另一个是饲养对象。但在非洲的岩洞艺术中，在北丰的阿特拉斯山脉、撒哈拉沙漠和利比亚地区，在中非和南非，尤以罗德西亚布须曼人的杰出壁画中，从欧、亚、菲上古先民刻划的动物形象来看，都大同小异，非常接近。世界各地的古代人的心灵是如此相通，人类应当筑起一条共通的文明大道。这大概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相近似，直观、感情和猜测相同，他们都被同样的现象所激动，从而创造了相近的精神产品。在上古看来，动物世界也同人类一样，都是有人性和灵魂的，从而这一切都被心灵化了。

我们不是憧憬世界大同么？未来人类"大同"应多于"小异"，我们应求同存异。所谓求大同，即接受现代意识不能不超直一定的国家、民族和阶段的界限，同时也不只是代表现代中国人而且应体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并且当今中国又迫切需要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所谓存异，就是立足本国，弘扬民族文化的浩然正气，保持独立的品格，联系本国、本民族的现实和未来命运进行思考。既不是复古的和封建的意识，也不是浅薄的和生硬的照搬西方哲学思想，去颂扬失落感、虚无感以至荒谬和颓废情绪。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开放，不搞人为的分割，闭关自守，作茧自缚。我们不仅应打开横断山这一地理屏障的阻档，而且要打破观念上的横断山屏障的阻挡，开放引进不只是对经济和科技而言，而且要把文化上的外来冲击视为发展进步不可缺少的内容，从阿佤山这一局部来看，由于它同外部世界是隔绝的，没有外力的冲击，沧源崖画以后的三千多年间，本土文化不是发展了而是退化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让我们再回首埃及吧

当地平线上初露文明曙光的时候，古埃及已经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率先登上了文明历史的舞台。古代东方各民族的美术，要算埃及最先进、最完美了。古埃及人最早地地球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宏伟的纪念碑式石砌建筑。拿胡夫大金字塔来说，它是法国埃菲尔铁塔建造前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塔高1465米，塔底占地面积52900平方米，用石230余万块，每块约重215吨。耸立于蔚蓝色天空上的金字塔整体，是生命永恒这一纪念碑式主题思想的体现，表现了法老至高无尚的神圣权威。

瑞士作家厄·丰·丹尼肯的小册子《众神之车》拍摄的电影《向往未来》列举了金字塔的神秘特点，如他指出的：胡夫金字塔的高度乘上十亿大致相当于地球和太阳间的距离，穿过这座塔的子午热，正好把大陆和海洋平分成相等的两半。这座塔的底面除以两倍的塔高刚好是圆周率π＝3.14159，这难道是巧合吗？面对这一不可思议的伟大奇迹，面对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们，我们要问：什么为他们没能在以后最先进入现代社会，反而时兴时灭，法老专制与外来统治彼此交替以致把他们沦为奴隶？

人们不能不追溯那令人窒息的法老暴政和漫长的奴隶占有制社会，不能不追根于墨守成规的古代东方农业社会，不能不想到自古以来就形成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和文化规范一旦固定下来就再也不容超越的思维模式。这种超稳定的封闭系统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宗教解释，完全排斥了民主思想和个人自由的观念，因而导致了社会结构机制的缰化，导致了古代文明的衰亡。曾经光照东方古代文明的太阳，悲壮地衰落了，沉没了。世界上不只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化灭亡了，玛雅文化也消失了，中国沧源崖画上的太阳人也变得和岩石一样冰冷，一个个文明的太阳升而复没，这些隐藏在文化结构深层的历史悲剧正在引起人们的沉思。

横断山巍峨起伏，尼罗河水滚滚长流，五千年前的金字塔岿然不动，沧源崖画也历历在目，它们是文明的生和死的见证。20世纪的东方巨人所受到的挑战是严峻的。我们怎样以健康的文化心态面对东方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怎样消灭“时间差”？历史已把问题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地处横断山脉南部的万山丛中，苍山洱海之间，闪烁着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市（古代南诏大理国首府）。云海奇幻的苍山，是大理的天然屏障。碧波万顷的洱海，是白族文化的摇篮。凌空耸立的崇圣寺三塔，是大理的象征。东望洱海日出，舒心悦目；西眺苍山斜阳，妙思无穷。这里的确是一个美丽富饶的世界。

唐朝初期，云南以乌蛮为主册封了六个诏。诏就是王或首领的意思。六诏就是六个地方政权，他们互不相属，但都臣属于唐朝。公元七三八年，开元二十六年，南诏在唐王朝的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的六个诏，并封六诏之一的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建立了南诏国。南诏统一六诏，在云南古代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古代被称为“百夷”的南蛮部落的分割、封闭局面被打破了，各民族间的大团结形成了一个大的社会组织，为文化的成熟和经济上的繁荣创造了前提，这是云南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可是，在天宝年间，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发兵对南诏屡加侵海，激起南诏武装起义，政治上腐败的唐王朝三战三败，以至全军覆没。在南诏王阁逻凤领导下，南诏国更加强盛，辖区逐渐扩大，直到包括有云南全省、四川南部、贵州西部、越南北训、缅甸东部的广大地区。

当时的云南以洱海大理为中心，东北部地接四川、贵州，西和西南地接缅甸、印度，西北紧靠西藏，南接老挝、越南，是中原通向西域的南丝路要冲。这块地方自古以来在政治、文化上都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

南诏人是一个善于吸收各民族先进技术、文化的民族，他们先后派了上千人到成都、西安学习中原文化。兴建于唐代的大理崇圣寺塔就是南诏王朝请来汉族工匠设计修建的。汉族人也从南诏吸收了很多优秀文化，如唐诗选中就编入了一些著名南诏诗人的佳作，张盛温还被吸收为宫廷画师，他创作的长达30公尺的《梵象图》成为举世罕见的瑰宝。白族传统的狮子舞、耍龙舞自唐代传入中原后至今不衰。

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这两个东方古老文化传入洱海地区，主要受益于西南丝绸之路，媒介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通了通往印度、缅甸的博南古道。西南丝绸之路，比北丝路更早。何以见得呢？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回来禀报时说：“我在大厦看到邛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出产的细布。大厦商人说，这些东西是从身毒买来的。”大夏是现在的阿富汗，身毒是现在的印度，邛山蜀地就是现在的四川。张骞还说：“大夏从身毒买到蜀地的东西，可见身毒离蜀地一定不远。”张骞推断出西南有一条古丝绸之路。后来从云南的考古中也得到了证实。

佛教的消极作用是不言而谕的，对此我们暂且不加评论。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手段和文化储存库，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当然，人民也曾为此负出了高昂的代价。

佛教传入南诏的路线大致有三：一是由天竺僧经吐番（西藏）传来南诏，膜拜大乘教密宗，影响深、时间长；二是由印度、缅甸经蜀、身毒古道（也就南丝绸之路）传入，主要是小乘佛教，明朝以后的南诏的南部广为流行；三是由中原传入，始于唐玄宗王朝期间，把禅宗传入南诏。禅宗佛教发展很快，影响最深。

一个民族兴盛速度的快慢，从一个方面看，取决于它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选择和容量如何。我们从崇圣寺三塔等古建筑中出土的千余件文物中，基本上看清了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在艺术上，这个多种文化形态叠影下产生的南诏文化，成就最卓越的应以剑川石窟为代表。

在剑川石窟，佛教与本主信仰熔铸一体了，宗教赤裸裸地打上了人间的烙印。宗教开始世俗化了，神人一体了，世界性的佛教民族化了。在这里，西天如来和南海观音充其量只不过是最佳配角演员而已，而透过冠袈裟的主体是南诏大理国主，南诏王阁逻凤是主角演员。他正扮演着政教合一的角色。拥戴在他左右的群像，都是一些有真名实姓的部将官员侍从，并且渗入了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儒教思想。这种巧妙的揉和，是企图创造一种历史的力，创造一种历史的力，创造一种维系部族联盟的强大的张力。这个凌架于一切之上的诏王，手中掌握的不仅有世俗的行政大权，还握有冥冥天界中的神权。原来神的秘密就在这里！

武则天在兴建龙门奉先寺的时候，虽然她曾大胆以自己作模特儿塑造如来佛，但却不敢再逾越一步。可见，即使像她这样居高临下的铁腕人物，要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比起那些超尘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中原佛教造像，南诏佛教艺术则立足于此岸世界，而不大在意对彼岸世界的梦想。

剑川石窟艺术是很典型的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这很象自然界中的“杂交”原理。杂交产生优势，产生了本土原来未曾生长的果实。南诏大理国在观念上敢于打破封闭系统，奉行开门学先进的方针，是有卓识远见的。在这个地方政权统治的五百年间，显示出向中原文化看齐的总趋势，他们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逐步革除旧有习俗，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结构，把社会推向前进。它对我们的宝贵启示就是要有开放的胸襟与情怀。

历史对每一个民族既是公正，也是无情的。这正如没有古代埃及的文明，古希腊人是很难产生欧几里德几何学，古希腊科学的主体部分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完成的。同样，如果没有古希腊科学的原始规范，也很难想象文艺复兴的成就。而没有文艺复兴，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不可能的。汉文化这一庞大系统，正是多民族文化几千年融汇合流的结果。南诏文化则是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藏族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浑然交织的产物。而一些封闭型的民族和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甚至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民族的文字。

现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是古人赐给我们的一份最有价值的遗产。

青铜时代的启示

奴隶社会的崛起，是以发明铜器为标志的。我们的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就掌握了铜合金技术，它以血与火的暴力手段打破了氏族社会的神话幻想，创造了以力量美为特征的青铜艺术，同时也铸造了一个奴隶社会。

据史书记载：“黄帝造三鼎，象天、地、人”，又说：“夏铸九鼎”这些说法虽无实证，但至少记载了奴隶社会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殷墟王陵出土的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巨鼎——“司母戍“，深沉而厚重的形形制，典型地体现了奴隶社会的力量美。据推测，铸造这样一尊巨鼎，需用七十多个坩埚同时浇注，它体现了多么熟练的合作与纯熟的技巧呵！

我们这次对云南的青铜艺术也作了初步的考察研究。古代云南是个非常独特的文化圈，这可能由于云南氏族部落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在由神话世界向历史过渡的过程中，还延续着远古时代的遗风，在这个基地上形成的以滇池为中心的青铜文化，虽然可以找出它同楚国和中原于铜文化的共性，但是它的个性特征则超越于共性。这种个性，还可能因地处西南边陲，商周天子鞭长莫及，与滇池民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关。这样就使他们保留了较多的远古南方巫术文化体系。最明显的是表现在铜鼓的形制和鼓的装饰画上所反映出来的自由想象不同于中原青铜艺术的庄严肃穆。

云南铜鼓以鼓面中心为基点的日光幅射扩张的构图格局，是以太阳崇拜这一神秘的偶像符号为主体的。以鹭鸶为模特儿的太阳鸟，环绕着太阳周流不息地飞翔。一层层的晕弦，向外膨胀扩展，与其说这是一种弧线美和运动美，毋宁说它是光环、电波、气流和宇宙线，是一个农缩了的宇宙。鼓面上的青蛙立体造型，不论是象征着月亮，或祈求风调雨顺和阴阳调和，还是象征着四季有序，都蕴含着农业民族对丰收的浪漫理想。这不单纯是表现宇宙的时空，也不完全是象征神话世界，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人间。在彭面和鼓膜上有划舟竞渡的，有羽人跳舞的，有耕种和捕鱼的，有耕牛养马和乘骑的，有生态环境中的各种鸟兽虫鱼，从经济生活到文化生活，无所不包，琳琅满目。

铜鼓主要是用于战争鼓动、祭祀、节日和庆丰收等等，多半产生在民间，因而很少受到奴隶主的严格约束，也未受到儒家思想的浸蚀，想象重于概念，情感多于理性，具有内在的原始活力并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民间色彩较浓。之所以能从春秋时期流传经历2700多年，是因为它以宇宙观念的无限性和超越性突破了经验的时空界限。

瘤牛是古代滇民族的主要牲畜，云南青铜器上的牛造型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宗教巫术的一种符号，含有神秘的威吓力量。这种巫术观念相沿到近代，有一些少数民族仍然把牛头挂在粮仓、树梢或墓地上，认为具有神圣的意义和保护功能。所以脊瘤隆起的瘤牛便成了滇人重要的艺术形象，因而出现在各种器物上：铜枕、铜俎、铜壶、贮贝器上，几乎无所不在。这些器物均为奴隶主所占有，故形制威严。

历史毕竟不是在温情脉脉的牧歌声中前进的。相反，它是异乎寻常的残酷无情，逼得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后才能前进。尤其是在奴隶社会，它是用血与火给统治者开路，是用血腥的屠杀，野蛮的战争，无情地踏着千万具尸体行进的。从云南青铜器上的动物搏斗中可见到一些信息。

陈列在云南博物馆的一件铜俎上，那只扒在瘤牛臀部的虎，吸血成性地咬着牛体；
在该馆陈列的铜枕的立面上，三只猛虎跳到牛的脊背上猛咬，这三只牛却成了牺牲品；
更惨不忍睹的是二虎咬鹿。那悲惨的结局……，这是生命与死亡、善与恶、柔弱与残暴的尖锐冲突，是奴隶社会残酷现实的折射；

给人们心灵投下阴影最深的还是直接再现了奴隶主征服异族的战争，血肉横飞的大撕杀，赤裸的生死冲突；
掠走战败者的妻子儿女和财产，提着人头向奴隶主邀功；监督奴隶们劳动的场景；

最血腥的记录是吊人铜矛剥掉两个战俘的服装，双肩反剪绑在背后，吊到铜矛的双翼上。恐怖、威吓是青铜艺术的普遍特征。跨入阶级社会的青铜艺术，血淋淋地给人以压迫感。在中原，已经非常明确地把青铜器作为意识形态的专门生产，由宗教性政治性的大人物来想象和规范，按照确定好的模式创造了吃人的饕餮符号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它是奴隶主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符号化。这个饕餮符号强化了超人的权威神力，突出了恐怖、威吓和凶残的气氛，以深沉厚重的形制造成神秘的感觉，是最有力量但又很难用语言概念表达的一种宗教观念。

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楚国编钟，与中原青铜器不同，规模豪华，首创了完整的十二音律，是世界性的重大奇迹之一。
漫长的奴隶社会，开出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精神文明之果，也使千千万万的奴隶付出了生命与血汗的代价。因此可以说，奴隶社会是文明和野蛮并存，野蛮支配着文明，文明又受到野蛮的摧残。正如恩格斯所说：“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

在奴隶社会行将寿终正寝之时，一种要求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新的思潮在中国兴起，迎来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春天。他们为建构中国新的精神文明大厦，发出了历史性的呼唤。历史也在酝酿着对自身的否定之否定。

一切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凝铸着历史精神。每一个历史时代都要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民族灵魂的伟大工程，它要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强有力的思想保证，是关系国家兴衰的根本。毋庸置疑，虽然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但新文化建设的重点是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那样一种宏观意识，去迎接未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再重说一遍：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是自己民族的儿子，同时，更应该成为自己时代的儿子。

睁开眼睛看世界
春华秋实各依时，莫等无花空折枝。
移星换斗不我待，长叹云岭雾里诗。
通天河流经青海玉树的巴塘河口后，便是长达2308公里的金沙江。险峻的虎跳峡河段只有16公里长，而水面落差却达200米。水流湍急，惊心动魄。玉龙山和哈巴山积压堆琼，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雪，现代冰川清晰可见。金沙江和泸沽湖一动一静，壮美与优美形成鲜明对照。建于时代的大研镇（现称丽江）古色古香，至今保存完好，使人感受到一些古代遗风。

这座知府故城，自明至清从未建筑城池。据传，原来纳西族的土酋阿甲阿得因为立下了军功，明太祖给他钦赐木姓，从此改称木公。他以算命先生测定的心理认为，木字居中，如在“木”字的四周加个四方框岂不成了“困”字么？于是木公坚持不修城池，这样就被世世代代所沿袭下来。
温文尔雅的纳西族人，他们爱花、爱鸟，爱琴棋书画和诗文歌舞，蔚成社会风气。

在汉代被称为摩挲的这个民族，先祖是乌蛮，散居在岷江、雅砻江流域。约在公元五百多年，其中的一个支系从北到南，从高山大岭迁徙到金沙江石鼓附近的两岸。起初还无统一的部落，逐渐连片聚居，成为六诏之一，发展至今，已近二十五万人。

每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都是以其发明创造为丰碑的，而在它的最深层次是对文化精神的追求。纳西族最伟大的奇迹是创造了东巴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表现了纳西人心灵历史的特性。

东巴象形文字是以表形为本原的符号。这些符号并不等同于模拟写实的图画，它是超模拟的抽象符号，具有符号所特有的抽象意义和功能。但是不少单字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对象的严格限制，往往是一类事实或过程，包含有读者的主观领会在内，在表形中蕴涵有些事、会意的成分。

原始符号文字的卓越成就就是把最普遍、最丰富的语言变成符号，人类利用这些符号藉以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能，有了信息传播和保存的系统，反过来又成为人们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的模式。文字符号的创造，是建立文明和进入人文社会的最基本的工具。

文字发展史还告诉我们，人类从结绳刻木记事发展到图画记事，虽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但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文字符号。从表形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表音文字，大体标志着文字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而后者更便于学习，更符号现代社会高频率的节奏。

我国的汉字发展史，除了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符号还未被普遍认知以外，人们都把汉文的起源定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上。但在这种表意文字之前，还应有一个表形文字阶段。虽然甲骨文字中仍保存有一些表形文字，但已很难探究其源了，而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则填补了这个真空，并且在空间的构造上与汉字的起源难解难分，给学者们研究文字发展和“书画同源”的源头找到了线索，是一块很有价值的“活化石”。

东巴象形文字的极盛期大约在南宋至元明间，要么它是保存下来的商周以前最古老的原初文字遗物，要么是它繁育太晚，姗姗来迟而令人惋惜！

继表形文字之后出现的甲骨文，从清朝至今已发掘出十余万片。单字约4500个，可认识的约1700个字。大约是公元前13世纪到前11世纪二百七十三年间的商代遗物。所谓甲骨文，就是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当时在世界上属于一种最进步的古老文字。其中极有研究价值的洛书。河图与洛书都是五、六千年前在黄河、洛水一带雕刻在龟甲上的符号。

洛书刻有一至九的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它只用了九个自然数排列成一个正方形，每行和对交线上的三个数的和都是十五。它使当今中外的数学家为之叹服的是其开创了位置解析和数学几何的先河。它的内涵包括了许多物理数学等科技原理和功用，不单能为许多自然科学所应用，还可成为电子网络及电脑自动控制系统的中心学说。但令人惋惜的是如此重大的发明，五千多年过去了，竟未首先在中华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我国诸如此类的许多重大发明，仅只滞溜在科学的萌芽阶段，令人遗憾万千。

让我们再放眼外部世界吧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由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后来巴比伦人、亚述人、郝梯人都使用过这种文字纪录自己的语言。埃及人把它完善了，由单纯的象形表意符号演进为部分拼音符号再加限定符号这三种符号混合使用。伴随着文字的创造，埃及人还在历法、记数、度量衡等方面都有独具一格的创造。他们有了这些创造文明的工具，才能在世界上创造出文明的典范。古代埃及虽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但是司芬克斯的眼睛却盯视着一切后来的人。

东巴文字为什么停留在原始阶段而不能广为传播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几百年当中这种文字仅仅被视为一种传都工具。东巴文纯粹是用来抄写经书的，而抄写和诵经书的人又仅仅是东巴教的一些巫师，它与广大群众横隔着一条鸿沟，因而东巴文并没有成为人民手中的工具。

纳西族信奉的是原始宗教——东巴教。视万物有灵，信奉多神，不论是日月星辰还是山水风火，一切自然物都有神灵。不论生老病死还是婚丧嫁娶、求寿祈年、破土动工都要求助于东巴。所谓东巴，就是男性巫师，会诵经跳神，世代相袭。东巴经不是印刷出版物，而是靠以往口诵手抄而世代相传下来的。东巴经中虽然也有朴素的唯物史观（包括神话和文学作品），但终究因其以神来卜吉凶，与科技、数学、历法等毫不相干。这也是其致命弱点。

从13至15世纪，是东巴教的极盛时期，但它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阴影的世界，心理结构的因果链，造成了文明的悲剧。在这时，不单是个纳西族人，就连高居中原的帝王将相对西方世界在酝酿什么也茫然无知。就在这几百年中，偏安一角的南宋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宋辽对峙，与西厦对峙，宋金对峙，以至元起宋亡，相互内讧，国势稳如泰山萎，白白损失了几百年时间。那种楚汉雄风不了，盛唐之音消失了，民族精神受到极其严重的挫伤。历史教训再三警告我们：时间就是生命！赢得时间就是胜利！！丧失了时间是最大的失败！！！

君不见这时的欧洲却以所向无敌的革命锋芒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摧毁了封建结构，迎来了文化和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最初始于意大利，继而扩大到德、法、英、荷等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人文主义，主张人道、人权，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束缚，以解脱教会、神学和神权的奴役。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思想文化起到了先导作用。
哥白尼的日心说，向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猛烈挑战。

随着世界新航线的开辟，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对新大陆的发现，为地圆说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据。
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伽利略的创造发明，使人们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
文艺复兴在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意大利：但丁被称为新时代的新一诗人：薄伽丘被誉为散文文学之父；画家达·芬奇被称为全能的天才；画家拉裴尔是把各种美的精华统一于一身的标准；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则把人的纯洁崇高和意志坚定有力地表现在裸体上。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在德国：他们在宗教改革、农民战争、讽刺文学以及科学技术发明等方面，为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障碍。
在法国：自由思想和怀疑思想相当流行。
在英国：莎士比亚被称为划时代的戏剧之父。《乌托邦》作者莫尔也是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总之，使资本主义从封建桎梏中脱颖而出的文艺复兴，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它：“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于新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对于他们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观念，也认为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近代世界史表明，不同文化相互撞击，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我们曾经因拒绝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文化付出过极大的人价。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有些人总是用“全盘西化”一类罪名来攻击搞革新的人，甚至以这种假定的形势估计来低估封建思想的影响和墨守陈规的历史惰性，这是对国情估计的一大不足。我们太少了，这不利于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快速建设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历史现象自身，往往需要经历一段沉淀过程才能从混沌中清晰起来。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过程中，人们正在从文化结构的深层探究民族悲剧的根源。

当我们将传统的民族文化置放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景中去评判时，才会有勇气向愚昧、封闭、停滞和保守告别，让心灵突破历史的局限。

当我们把东方文化投射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去思考时，我们才敢于正视当今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着很长的“时间差”。在近工的一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是相当惊人的。“时间差”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骏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任何道德的感叹都是苍白无力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唯有正视矛盾，更勇敢地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才能真正地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开掘出来。

过去有人说，中国是沉睡着的东方巨人。我说只有当中国农民卷入现代化潮流时，只有当中国的多数居民从僵化的传统文化意识中解脱出来时，东方巨人才会真正的苏醒。因此，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需要对古今中外文化进行比较，在文化观念上要有大的突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越感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国发展缓慢的思想文化根源主要不是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在于中国人自身的思想结构是否适应现代化，即是否具有现代文化素质，这是关系改革成败的焦点之一。

在历史的航船驶向现代时，现代的乘客或者依惯性而行，或者给历史注入新的生命活力。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创立；寄希望于民主与法制化的进程；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最充分的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扬起改革的风帆，驶向理想的彼岸。只要我们不丧失今天的机遇，开拓未来，走向现代，把过去、现在、未来熔铸成流动的生命，中国的伟大复兴便会大有希望。中国的现代化是时代的召唤，关键是文化精神要从古典型文化形态转变为现代型文化形态。
　　　　　　　　　　　　　　　　　

1986年12月5日写成
　　　　　　　　　　　　　　　　　 1987年7月1日重改